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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区域史前艺术_图文

洱海区域史前艺术
随着考古出土资料的增多、研究的深入以及学科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艺术”一词越米越多地出现在旧石器考古、古人类以 及史前史研究中。鉴于“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的特殊性,许多学者甚至建议应该成立一门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科。尽管 目前这一学科尚未成立,但已经充分显示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着手较早,研究也较深入、广泛。 所以,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中西方学者所研究的理论方法,所做出的结论释读一直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我国,学者对这一 领域的研究相当缺乏。裴文中先生的《旧石器时代之艺术》 ,是中国系统地论述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唯一专著。但这一专著对周口 店山顶洞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全面,而对中国其它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艺术以及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中的一些相关学术理论基本 没有涉及。其它原始艺术史的著作大都也只将旧石器时代艺术一笔带过。鉴于这一点,本文试图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当 前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罗伯特?贝德纳利克与汤惠生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做一个系统的梳 理,以期可以弥补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因为探索旧石器时代艺术品所象征的文化内涵以及在整个社会系统 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比艺术品本身更有意义,所以本文的主旨在于明确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的基本概念、对象与研究范围,借鉴 贝德纳利克的分类方法首次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进行分类介绍,分析归纳了国际上关于“旧石器时代艺术”解释的几种主要 理论与假说以及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论,并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人体装饰品的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填补了 空白。 考古学家把人类开始起源至农业和陶器等出现以前的这一漫长时代,称作“旧石器时代” 。就世界历史而言,旧石器时代占 人类历史总长的 99.9%以上。由此可见,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对于了解早期人类的精神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一领域的 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视,但仍有许多人对此不置可否。在他们眼中旧石器时代艺术可能只是些‘简单、原始、粗 糙’的东西罢了。 从“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发现到被学术界承认并加以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发现过程中首先应该被人们记住的是法国 的两位学者,布歇尔?德?彼尔特和爱德华?拉泰。布歇尔为史前学提供研究的基础,而拉泰则是建立了史前学学科,开创了 史前艺术研究的先河,而且他还是第一位公开确认旧石器时代艺术的人。如果说拉泰是为发现旧石器时代小型可移动艺术品做 出巨大贡献的话,那么在岩画发现史上则更应该记住西班牙的索图拉爵士。他和他的小女儿玛丽亚发现了西班牙北部海岸阿尔 塔米拉洞窟里沉睡了上万年的岩画。之后,他成为第一个把这个洞穴岩画的年代确定为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的人,尽管他这个有 历史意义的发现直到 20 年后才被人们接受。 发现并承认旧石器时代艺术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探究,探究从旧石器时代艺术中所反映出的史前人类包括思想、文化在 内的生活、生存状况。在这一点上,国外的部分学者利用了现存的民族学材料的研究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就已广泛而深入地开展 起来。美国学者摩尔根以他在印第安人中所收集的材料,写成了《古代社会》一书。摩尔根长期研究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对 人类的婚姻、亲属制度、氏族制度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发展了文化进化的 理论。是对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所作的最早的、重大的科学论述。书中重视文化的进化性质,提出社会变化的革命性质,预言了 社会制度向比较公平化发展。 近几年来,结合考古资料对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颇有建树的学者之一是澳大利亚的贝德纳利克。他的一系列文章从整个世 界角度对旧石器时代艺术进行系统和深入研究,他是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长线模式的代表人物。最近,在这一领域里研究颇有 创新的中国学者则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汤惠生教授。其著作《青海岩画一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 ,书运用二元 对立理论对青海岩画中各种图形因素的文化原型及其意义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并运用综合分折法和微腐蚀断代法对岩画进行了 断代分析,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史前艺术和史前考古,而且包括整个原始文化。此外,他发表于《美术》 (2004 年第 9 期)的 《寻找中国最早的美术一旧石器时代岩画的确认与重估》和发表于《考古与文物》 (2006 年第 6 期)的《凹穴岩画的分期与断 代一中国史前艺术研究之一》是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最新成果。 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不但发现晚、数量少,而且研究也很薄弱。邓福星的《艺术前的艺术》在艺术起源的研究中独树一帜, 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的假说 从而把艺术起源的上限大大地提前。裴文中先生的《旧石器时代之艺术》 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系统地论述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唯一专著, 全面而深入地对周口店山顶洞文化进行了研究。 尽管该书写于半 个多世纪以前,但仍然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和具有指导意义的旧石器艺术研究专著。除了少数基本著作外,大多国内从事原始艺 术研究的学者似乎都忽略了旧石器时代艺术,如吴诗池的《中国原始艺术》 、刘锡诚的《中国原始艺术》等,只用简单的笔墨敷 衍地提了一下旧石器时代艺术品,就算了事了。正是鉴于国内在这一领域里研究的诸多空白,我试图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借 鉴当前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罗伯特?贝德纳利克与汤惠生教授,在史前艺术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将中国旧石器时 -1-

代艺术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如此可望弥补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同时理清旧石器时代艺术的起源和发展,不 仅可以探讨人类最初的思维特征和生命精神,而且对研究当代人类的思维特征和文化内涵也是一种启发。这是研究本课题的现 实意义所在。因为探索旧石器时代艺术品所象征的文化内涵以及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比艺术品本身更有意义,所 以本文的主旨在于明确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的基本概念、对象与研究范围,借鉴贝德纳利克的分类方法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 进行分类介绍,然后分析归纳国际上关于“旧石器时代艺术”解释的几种主要理论与假说以及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研究理论 与方法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从分类到含义做一次综合的梳理、归纳与总结。特别是在阐述 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研究理论时,对仍处在空白状态的“人体装饰”的理论部分提出自己的看法。 张光直先生认为: “人类的史前史是考古学家们用锄头从地上挖掘出来的,人类史前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史前考古学研究 的基础之上。 ”[张宏彦: 《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2003 年。]因为研究课题所要依据的资料主要与考古有关, 由此,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并借鉴史前考古学的某些方法论。张晓凌在《中国原 始艺术精神》中提到研究史前艺术要综合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注意各个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加以综合运用。其中包括:1、考 古学方法。即:从考古学的大量事实中整理出有益于我们的材料,并以考古学说特有的内涵、特征及性质来判定这些材料的文 化意义。当然,因为考古学文化只能提供一些硬性的实证材料,却无法印证原始艺术的精神状态。这就需要在依据实证材料的 基础上作一些合理的解释和推测,最关键的是要从史前原始人类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2、民族学方法。即:从现代原始艺术形 态中剥离出具有原始艺术特质的成分来,然后将归纳抽取的因素和史前艺术的遗存作比较,包括文化内涵、形式结构、结构方 式甚至工具的使用等方面。对现代原始艺术形态的调查可使我们获得许多事实来做论证的依据,但正像格罗塞所指出的那样: “关于艺术科学终究能否解决从原始民族去考察艺术的自然和文化境况,所遇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的怀疑不能不加深一层,这 个问题只能用试验来做答复。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 ,商务印书馆。]3、运用典籍的途径亦能对原始艺术各类造型符号的文 化内涵加以印证。一个民族的各种最原始感悟、心理意象等往往沉积在它的语言结构中,把这一民族的神话、古歌谣、各种原 始记载和考古学成果及现代原始艺术形态放到一起相互印证,或许有助于研究者发现某些造型符号的深层文化意义。4、人类学 方法。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古人类学成功运用了各种新方法,如生物化学、灵长类学、 分子生物学、动物行为学等,使人类和文化起源的线索描述越来越清楚。随着腊玛古猿化石,南方古猿化石等化石的相继被发 现,从猿到人的进化序列也已被确定,而这个序列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作为其精神产品或象征系统的艺术,是至关重要的。5、心 理学方法。包括两个方面,儿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是以个体发生来探讨、印证系统发生重要途径。关于 这一途径的必要性,皮亚杰认为,史前人类概念形成,史前人类认识功能的资料是匮乏的。唯一的办法是以生物学的胚胎发生 学资料来补充种族发生学知识。因此,必须研究儿童心理的个体发生情况。另外,许多对儿童涂绘行为、生理行为,视觉模式 等心理学研究成果也成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创造行为和心态的珍贵资料。神经心理学深入研究了人类各种心理活动的脑机制问 题。 随着考古出土资料的增多、研究的深入以及学科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艺术”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旧石器考古、古人类以 及史前史研究中。鉴于“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的特殊性,许多学者甚至建议应该成立一门专门从事“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 的学科。由于该学科与认知考古学有较多地联系,有些学者建议将其归在认知考古学门类之下。1998 年,澳大利亚史前艺术研 究学者贝德纳利克建议将史前艺术研究重新定名为“认知学”后又与中国学者汤惠生共同建议将史前艺术研究重新定名为“认 识论研究”稍后英国学者巴恩等人主张使用“冰期艺术”1990 年肯尼亚学者奥达克建议用合成词“Pefology”来涵盖包括史前 艺术、原始艺术以及岩画等在内的各项研究。这里的“P”指象形文字、岩壁画和岩刻画; “e”指雕刻、刻凿; “f”则是指图画、 图像和小雕像。2002 年,意大利史前研究学者 和 呼吁学界设立“古代艺术学” 用以囊括“史前艺术科学”中的所有领域 。当然,这些建议是不可能达成一个一致的共识,也不会有一个最终结果。不过有 一点学者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鉴于史前艺术研究,特别是旧石器时代艺术研究的特殊性,亦即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方法论以 及从事该研究所必须的知识与训练等,该研究有必要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学者们之所以如此热衷重新命名和规定此项研究,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来的命名“史前研究”“原始研究”以及“岩画研究” 、 等等首先是时间上的概念不清。对于欧洲学者来讲,尤其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前, “史前艺术”更多是指一万年以前包括洞穴 岩画在内的旧石器时代艺术。如法国莫蒂耶的《人类的史前遗物》 、安德烈?雷诺阿?古尔汉的《史前艺术宝库》 、美国学者契 安奈的《原始艺术》等,均指旧石器时代艺术。而欧洲以外的学者们或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学者们所谓的“史前艺术”则多指 历史时期之前包括新石器和旧石器在内的艺术 此间最为著名的就是英国学者巴恩的《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 该书的汉译本 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前世界岩画委员会主席、法国著名的岩画学者让?克劳德在谈及史前艺术时,其时代甚至延 续到青铜时代,即指斯堪德纳维亚地区的岩画等。对于那些文字出现以前的艺术,也就是已进入历史时期但仍处在原始状态人 群部族所创造的艺术,国外学者多用“原始艺术”来指称,德裔美国学者鲍阿斯的《原始艺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不过出于 “原始”一词中含有种族偏见的贬义色彩,当代(尤指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学者们都不主张使用;而对于非洲和美洲的史前 -2-

艺术研究学者来说,同样也不主张使用“史前艺术”一词。在世界不同的地区, “史前”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中国,史前 的下限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晚期,在近东则在公元前 3100 年左右,而在澳大利亚、波希尼亚等地,其下限仅在几 个世纪之前。 “所以近几年来,作为对所谓‘欧洲中心论’或‘新殖民主义’考古学的一种反映,一些第三世界的学者拒绝了‘史 前’一词,因为他们的口头传说和历史与西方传统的书面文献相比,不大有效或不怎么可靠,也很少值得尊重。 ”现在国际上越 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用“部落艺术”一词来代替“原始艺术” 。意大利著名的史前学家阿纳蒂将笼统称为“史前艺术”的研究分作 两个领域,旧石器时代艺术(包括岩画)和部落艺术,他认为这两个领域是构成史前艺术研究中的主要部分,贝德纳利克也认 为应该用“旧石器艺术”和“部落艺术”来替代“史前艺术”一词。 当代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艺术的定义是“相对于自然之作的人类作品” ,也就是说,把艺术看作是人工的和人类特有的 一种作品,即考古学中的“人工制品” 。这种定义也许对理解史前艺术更有助益,因为它避开了对形式、内容或意图的多样性进 行区分。所以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史学者巴恩主张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一种形象的交流方式: “相对于自然现象而言,这种交流出自 人为的自觉干预。因此,艺术可能是一种通过视觉形式的有意识的交流,一种用相对持久的形式表达的信息,一种对群体精神 和艺术家的内心世界的表达方式。简言之,艺术就是艺术,不管它在含义和功能上有什么区别与变化,不管它在性质或美学上 有什么评价,也不管它是史前的、希腊的、亚述的或是其它什么类型” 。[保罗?G?巴恩: 《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 ,山东画报出 版社,2004 年版]以王朝闻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似乎也是这种观点,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邓福星先生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观 点,艺术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是同步发生的,其导师王朝闻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具有“独创性和科学性” ,并进一步发挥, “人类 的第一件工具和人类的第一件艺术品是具有同一性的” [邓福星: 。 《艺术前的艺术》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邓福星认为: “假如这些所谓的雕刻和岩画是为了实用目的而制作的,那么,就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同一时期以及或迟或早的石斧、骨针、 陶轮、骨镞、玉琼等排除在史前艺术之外。今天看来,石器、骨器及大多数陶器等,虽然有一目了然的实用意义,但同时也体 现着易被忽视的诸如对称、均衡、变化、节律等作为造型艺术千古不变的形式法则,以及质地、色泽、平整度、光洁度等方面 的种种形式特征。??总之,尽管我们面对一件大三棱器或一件陶轮,同看到阿尔塔米拉岩洞的野牛形象或半坡人面鱼纹所产 生的感受不同,并且会立即作出何者是艺术,何者不是艺术的判断,但一进入理论研究,无论就其产生的目的和功能(实用为 主) ,还是就其外部形式特征(具有审美意义) ,或者从其产生的心理基础(皆为创作)上来看,这些似乎不可同日而语的器物 和图饰则都属于形成中的即过渡形态的史前艺术。出于同样的道理,原始人用来御寒防敌的掩体、蓬帐、半棚半穴的窝巢—— 虽然大大逊色于精巧 的蜂房蚁穴——也应该纳入史前艺术的范围??人类的第一件工具是以后所有创造物的起点和最初形 态,它包孕着人类在以后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创作活动中所有的最初的要素,蕴涵着创作的思维和想象,也体现了并增进 着创造实践的技能、技巧。在此意义上说,最初工具的制造和最旱艺术品的产生是同一的创造” 。 正是由于邓福星功劳,我国艺术界将艺术的起源一直追溯到最初的石器。[注:在国际上,邓福星并不是第一个将石器视为 艺术品的人,1984 年利物浦大学考古系教授 John Gowlett 便提出,从奥杜维的原手斧发展到阿合利的手斧,旨先是审美意识 的进化,参见]他的观点甚至影响到考古界。如裴文中在 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旧石器时代之艺术》 ,其中只涉及艺术 品,不涉及石器。但 1999 年商务印书馆再版这本书时,又将裴文中先生的石器研究部分附了上去。再如杨泓的《美术考古半世 纪》 、张延风的《中国艺术史》等也都将石器视为中国最早的艺术品。 然而,这种说法必然包括形形色色的人造物品,而这些物品以一般的眼光来看,怎么也不像是“艺术品” 。这样一个定义不 仅是模糊了史前考古与史前艺术的界限,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实际上便把史前艺术的研究任务完全推诿给了考古学,而史前艺 术学者只需对石器轻轻松松地用一些对称、均衡、光滑等不痛不瘁的形容词便算是交差了。澳大利亚史前艺术学者贝德纳利克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所以对作为史前艺术研究对象的史前艺术品做了一个定义,即史前艺术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指人类 的纯粹的精神产品或非实用品 即表现人类象征思维 的空间形 式。 或换句话说, 只有表现人类象征体系的非实用人工制品 才能够被界定为艺术品。 这样一个定义便明确了史前艺术与史前考古的分野,同时也避免了 19 世纪有关“艺术”定义中的矛 盾和含混之处。尽管学者们仍称其为“艺术品” ,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将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与可移动的艺术品视作任何 与艺术有关联的物品,而更多地探索它们所象征的文化内涵以及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于“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分类,西方学者曾煞费苦心,将其分为“可移动艺术” 和“不可移动艺 术” ,及“主要艺术”和“次要艺术”的区别。裴文中将旧石器时代艺术分为了雕刻、彩画、塑像 。邓福星则按照史前艺术的 “混沌度” ,即作品所具有的审美意义同实用意义的对比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的变化,从“型”和“类”两个层次将其划分为“审 美朦胧型”“审美增进型”“实用增进型”和“石、骨系统”“陶制品”“史前岩画”“史前建筑”等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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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艺术
它的建筑格局及特点是一半高出地面,作圆形或方形,周壁经过装饰,形制规整,屋内或四周用木柱撑住屋顶,屋顶用茅 草或草泥土覆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考古工作手册》 ,文物出版社,1982 年。] 一、 半地穴式房屋建筑 半地穴式 (又称半穴居) 是一种掘地为穴的原始建筑和居住方式之一。 , 半地穴居由于居室整体的大半或一半在地平线之下, 地平线以上尚有与下穴连接的建筑部分,故其以此区别于地穴居。显然,半地穴居是从地穴居形式直接发展演变而来的,其建 于地面上的矮墙,即地穴的延长部分,已初具地面建筑的雏型,是中国人类住居发展史上最早地面建筑发轫之一。它的诞生, 导致了后来真正地面建筑居室的出现,是中国古人类从地下住居向地上住居转移的重要过渡居住形式。 通过对现有考古资料的分析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洱海区域半地穴式房屋建筑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三种。下面对这几种 房屋建筑作分析说明: 1.半地穴式圆形房屋建筑 半地穴式圆形房屋建筑是指居室建筑的墙体结构呈规则的或不规则的圆筒状半地穴式房屋。马龙遗址十区中部发现了一种 不规则而似圆形的地穴坑,其地面为一斜坡,坑底较平整。穴坑因处在一斜坡上,故穴坑的深度不一,坑西面深 1.2 米,东面 深只有 0.3 米;东西最长直径为 5.7 米、南北最长直径为 6.4 米。白云甲址遗址第二区发现了似圆形穴坑,穴坑直径约 3 米、 深 0.5 米。这种半地圆形穴房屋坑底平整,呈水平面。佛顶甲乙二址也发现了 5 个圆形地穴坑,因穴坑大多遭破坏,仅有一坑 较完整。此坑直径 4 米,深 0.9 米。同时,还发现了由 10 块大小不等的石块围绕穴坑列成弧形。以此推揣,此处平面原为一圆 形半穴地坑,古人搭建成圆锥形草棚,这些石块就是用于压住草棚底脚,故成弧形。 2.半地穴式长方形房屋建筑 半地穴式长方形房屋建筑是指居室建筑的墙体结构呈规则的或不规则的长方形状半地穴式房屋。马龙遗址九区西部,发现 了一种不甚规则的长方形地穴坑,长约 6 米、宽约 4 米。这种穴坑为古代半穴居之遗迹,即以坑为居室,四壁为生红土,上搭 一顶棚以蔽风雨。新光遗址也发现了两座呈长方形半穴式房屋建筑遗迹。遗迹地穴较浅,底较平。如:F5 房址,平面为长方形

圆角,坑穴长 4.0 米、宽 3.1 米。坑四壁粗糙,最深处有 0.6 米,坑穴向下略收。居住房址内的地面坚硬而平坦,似经火烧。 坑穴中间有一个大柱洞,另有数个小柱洞,地穴外还有其它分布无规律的柱洞,推测为尖顶、中间立主柱,以草盖四面坡尖顶, 四壁有草编矮墙的建筑。 3.半地穴式方形房屋建筑 半地穴式方形房屋建筑是指房子整个墙体结构呈方桶状的半地穴房子。这种半地穴式方形房屋遗迹仅在白云甲址遗址发现 了一处。在遗址第四区中部发现了似方形穴坑,长、宽各约 4 米,坑墙高度在 0.15~0.6 米之间。坑穴底部较为平整,呈水平 -4-

面。 从考古资料看,洱海区域半地穴式建筑虽有形状、面积的差异,但有着共同的特征:先从地表向下挖出一个方形或圆形的 穴坑,即房基凹入地下;基址的地面有柱洞,柱洞的位置主要分布在基址的中央和周壁,用于立柱,利用树木插入柱洞搭建成 房屋骨架,然后再在木骨架上铺放密集的树枝,上面敷草泥。修建好的半穴式房屋建筑,提高了居住室内高度空间,增强了室 内居住的舒适感。同时,由地表向上搭建能遮蔽和覆盖居室的屋顶呈中间高、四周低建筑格局,具有较好的挡风、遮雨、御寒、 防晒的功能。

半穴式房屋建筑不仅使人们居住的位置从地下向地表升高,方便了人们的进出,更重要的是它的建造技术比地穴式建筑更 加复杂,需要人工搭建屋顶。尽管半穴式建筑仍借助了一定高度的穴坑壁作为遮蔽,但居室内部要有一定的高度空间,以满足 人们完全直身活动的需要,则要自地表向上搭建能遮蔽、覆盖居室的屋顶。只有这样,才能使居室具有挡风、遮雨、御寒、防 晒的功能。所以,搭建房屋,是早期人类在建造半地穴式居室时,遇到的一个技术性难题。于是人们采用立柱作为支撑,其上 架设用树枝干捆绑成的骨架,再敷以早泥,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朱筱新著: 《文物讲读历史》第一章“文明的起源” ,学苑 出版社,2006 年。可以说,这一建筑技术是古代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后的又一项发明与创造。 二、地面起建房屋 地面起建房屋较前两种进步,技术含量较高、难度较大。它是从地表起建,要保证居室内有足够的高度,就需要抬高屋顶, 这样在居室四周,从地表到屋顶之间必须另外再设法遮蔽起来。这就是从半地穴建筑到地面起建房屋,在建造技术上需要解决 的难题。在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的宾川白羊村遗址、新光遗址、大理洱海西岸马龙遗址及大理洱海东岸银梭岛遗址等地,均发 现了地面起建房屋建筑遗迹。其布局、结构也大致相同,这是洱海区域早期建筑技术 日趋成熟的表现。 宾川白羊村遗址发现较完整的房屋遗迹十一座。 从房屋建筑遗迹分析, 这些房屋全 部属于地面起建房屋,可分为早、晚两期。其中,早期五座,晚期六座。 早期房屋: 房内居住地表铺有灰土和生黄土, 然后经人工踩踏成平滑坚硬的地面。 在房屋墙基四周,多挖有沟槽,槽宽 25~35 厘米、深 30~40 厘米。沟槽底部再掘出 圜底柱洞,柱洞口径 25~55 厘米、深 30~68 厘米。从遗迹来看,柱洞壁坚实,木纹 清晰,洞内多有木屑。墙壁似经烘烤,呈红褐色,质地坚实,表面平整,厚约 4 厘米。 以 F9 为例,平面呈长方形(图 3-10) 。基址坐西向东,南北长 5 米、东西宽 2.75 米。 东壁挖有一条沟槽,槽宽 20~30 厘米、槽深 30 厘米。基址四围成一直线排列柱洞 16 个,洞径约 30~58、深 30~68 厘米。 晚期房屋:建在早期住房堆积层上,布局和房屋建造方法与早期房屋相同,但有 差异。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晚期房基四周没有沟槽,柱洞直接凿在地面上; 第二、房屋四周在地面上铺垫扁圆形石础,再在石础上立柱架。 宾川白羊村遗址早、晚期房址平面呈长方形,一般长 5 米、宽 2.75 米,面积约 12.5 米。房址遗留下相关的房屋建筑遗迹和实物极少,房屋的建筑形式、格局大多是 揣测。因此,房顶结构没有可佐证的实物依据,故情况不详。 -5-

永平新光遗址地面起建房屋基址内有许多柱洞, 但分布成规律的仅有四座。 柱洞大小均有, 大柱洞可能为立柱, 直径在 0.1~ 0.5 米之间。在基址四周成直线分布着小洞可能为篱墙木柱桩洞(图 3-9) 。在 F6 基址上,发现了柱洞排列于一直角拐弯的沟槽 内,柱洞一般直径 0.12~0.15、深 0.15~0.35 米,洞底个别的有乱石铺的柱础,房屋建造方法与宾川白羊村早期房屋相似。 房内居住地表铺有纯黄土,房屋墙基挖有沟槽,沿沟槽排列有柱洞。 大理洱海西岸马龙遗址发现三处呈半圆形的地面起建房屋遗迹。第一处位于该遗址的南面,直径长 3.4 米,内有五圆形柱 穴。第二处位于该遗址的北面,直径 3.2 米,未见柱洞。第三处该遗址西面,直径 3.5 米,内发现六圆形柱洞。这三处房屋遗 迹,似人类在平地上结棚而居,棚多为圆形。 大理海东银梭岛遗址发现了房屋遗迹一座。房址为地面式建筑,长 3.8、宽 3.4 米,几乎呈方形。在房址东南角有直径约 1.6 米的圆形火堆遗迹。房内遗留下木棒和松果,火堆遗迹留下木棒和松果及尚未完全碳化的碎木和烧过的动物残骨,火堆周边 均有一层厚薄不等的黑碳土。房屋周边有大大小小的石块,应为墙或墙基。基址因遗迹遗物不多,故房屋建筑形式不清。

从以上地面起建房屋遗迹来看,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地面起建房屋有半圆形、长方形两种(图 3-10) 。这两种房屋建筑形 式虽然不相同,但建造方法是一致的,就是先在地面上凿出圆洞,然后在洞上立木柱,再向沟内填土固定好木柱。在固定好的 木柱之间编织荆条或树枝,两面涂上用草根、树叶、土掺杂而成的合拌泥,从而形成房屋墙壁。然后,烧火烘烤,增强墙壁硬 度。 三、干栏式房屋 干栏式房屋是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广大区域古代较流行的居室建筑类型之一。在我国的南方地区多河流、沼泽,气候多雨、 炎热、潮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早期人类无法像北方地区的人们的人们那样,利用客观的自然条件建造自己的栖身之所。于是, 生活在这地区的人们便发明了一种较为特别的 建筑——干栏式房屋, 其特点是以木结构为主的 双层建筑,上住人,下养牲畜,有防潮湿、避虫 害的功用。 其遗址多埋于污泥之中而形成河湖相 的泥炭堆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考古工作手册》 “考古发掘” ,文物出版社。] 洱海区域剑川海门口位于剑湖湖滨地带, 那 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从 考古资料看,在 F1 基址(图 3-12)发现了 45 根圆木桩柱, 直径 8~15 厘米。 解剖了编号为 6、 7、8 三棵木桩柱,长分别为 0.95 米、0.56 米、 0.55 米,木桩下端均砍削成尖状。木桩排列整 齐平面呈长方形柱网分布, 中部偏北处有一排木 桩柱, 把长方形分成两部分, 可能起更好的支撑 作用。从这些木桩排列的情况看,F1 基址应为 一房址,房址长 5.5 米、宽 2.2 米,屋面为构建 而成,壁为木骨泥墙,屋顶估计用草搭建而成。 [闵锐: 《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 ,登载《考古》2009 年第 8 期。] 显然,房址为典型的水滨木构干栏式房屋建筑。 干栏式房屋建筑的历史较为久远,早在公元前 4000~3300 年的河姆渡聚落遗址中,就发现了多达千件以上的建筑木构件和 干栏式建筑的遗存、遗迹(图 3-13) 。已发现的干栏式建筑基址,多为长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构房屋,仅残存的桩木和长圆木, -6-

就多达 230 余根。桩木有方柱形、圆柱形和木板三种。方柱形大多较粗壮,圆柱形桩直径则较小干栏式房屋建筑。 剑川海门口遗址和河姆渡聚落遗址中出土的干栏式房屋建筑遗存均为木质构件和材料, 表明这种建筑不同于立柱式木骨泥墙 建筑,它是一种全凭木材搭建的房屋,与地面 建筑相比, 其结构更为复杂, 技术水平也更高。 从遗迹和遗存分析,搭建干栏式房屋建筑时, 先要在地面上栽立桩木,作为建筑的基础。而 后在桩木顶端架设横向的横梁,作为地龙骨。 其上再铺设木板,由此构成高于地面的建筑基 座。然后,再于基座上立柱、架梁、盖顶,构 成在基座上起建的房屋木框架。 五、居住房屋特点 通过对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居住房屋的分 析,可以将这个时期的居住房屋特点归纳为以 下几点: 第一、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起建房屋是当 时人们居住的主要房屋结构形式。其中,山地 居民居住环境较差,地形复杂,坡地较多不平 坦,多选择半地穴式房屋;坝区居民居住环境 较好,地势平坦,多选用地面起建房屋。 第二、从建筑遗迹及残留物分析,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起建房屋留有大小不等的柱洞遗迹,有的柱洞木纹清晰,洞内多有 木屑。显然,柱洞立有木柱,木质材料是当时人们使用的房屋建筑主材。虽然,大理海东银梭岛遗址发现了一座以石块为主要 建筑材料的房屋遗迹,但这只是个例。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宾川白羊村房屋墙壁似经烘烤,呈红褐色,质地坚实,表面平整。说明这时人们已有了通过火烧土的 方法,增加墙壁土质硬度,防止潮湿的意识。 第四、湖滨地带建筑特点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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